从《第一炉香》到《繁花》，大导演都在文学翻拍上翻车了

原标题：从《第一炉香》到《繁花》，大导演都在文学翻拍上翻车了

王家卫导演的《繁花》曝光首款预告时，吐槽和质疑之声，不绝于网。

比如，这种黄到失真的色调，好像是胡歌主演的名酒广告；

比如，大量屋顶上攀爬的画面，好像姜文的《邪不压正》；

比如，这金碧辉煌的建筑和布景，根本就是对原著的不忠；

比如，胡歌独白的腔调，完全就是对上海方言的彻底背叛。

更有毒舌的网友，直接吐槽说“王家卫，作吧，彻底不爱了”，“画面像广告，台词像郭敬明”，甚至说出“《花样年华》之后，再无王家卫”的狠话来。

相较于这些狠辣的吐槽，《繁花》原著粉小王显得冷静又理性。

她既对原著的优点有着清醒的认知。比如“《繁花》就是一部以大量人物对话，与繁密的故事情节为主的长篇小说。它的思维方式和魅力，很大程度就来自于上海话的方言特色。”

金宇澄原著《繁花》2013年出版，曾获《南方都市报》举办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

同时，她也对预告片让那么多人失望有着客观的判断。比如“预告片目前透露的信息算是冰山一角，不协调处无非是建筑布景上很塑料感。预告片里的华丽贵气，跟原著里的年代背景存在差距。”

但她还是想保持观望的态度。毕竟这预告片的内容，不过是冰山一角，很可能最后呈现出来的东西，根本不是现在这款预告的样子——谁让导演是王家卫呢？

更关键的是，看过那么多由小说改编的影视剧，小王再清楚不过：

“文本越是优秀的文学著作，比如我们常说的一流小说，在改编成影视作品时，其难度越大；相较而言，三流小说反而更容易拍出精品。”

许鞍华执导、改编自张爱玲原著的《第一炉香》在选角上也饱受争议

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？

为弄清这个问题，我采访了两位编剧朋友淹然和六姨太，和一位在某电影公司任职项目经理的前同事Joce，请他们以从业人员的角度，提供一些解读。

尽管三人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接受的采访，但在他们给出的看法里，排在第一的却不约而同，都指向了电影和小说的艺术类型，即：文学和电影分属于不同艺术媒介和类型，要把文学名著拍成电影，又要不丧失原著精华，难度极大。

从事编剧六年多的淹然，给出的解释更简略直接：“这算是媒介转换问题：电影只能是听觉和视觉的综合，而小说则是眼耳鼻舌身意。这是两者的本质差别：电影怎么来说都更’实’，小说却有很大的脑补空间，而且涉及到读者的预设和想象。无论怎么改、怎么拍，都是一个由虚到实的过程，都会有落差。”

但落差也是有区别的：一流小说的改编，很大程度上是由高到低的落差，而三流小说的改编则更多是逆向提升的落差。这是因为“三流小说容易改，就是它对人物的复杂性呈现不高，读者的想象空间也不大。”三流小说更在意的是故事情节的强度，而对人物内在性的摹刻相对没那么高的要求，这样在改编成影视作品时就比较容易获得成功。

提及三流小说改编成经典影视的案例，淹然觉得无人能出《教父》之右。

《教父》

而文学经典难改编，淹然举例侯孝贤。

谈及对张爱玲作品的改编，侯孝贤显出避之唯恐不及的恐慌和敬畏：“张爱玲的小说是不能拍的。那是一个陷阱。徐枫曾经找我拍《第一炉香》，我说可惜我拍不到。因为那个绕来绕去、那个幽委的感觉对我来说太难了，而且一定要讲上海话，一定是上海那个时候的氛围，是非常非常难得的……所以要拍张爱玲的小说，是想都别想。”

“因为大部分人，其实是故事性动物”，Joce更喜欢从观众的角度，去看待文学项目的改编：“他们其实没那么多心思去思考这个人物的内在性和复杂性如何如何，这样对他们来说太累了，远没有高强度的故事情节来得爽快，所以你看那些爆款商业电影，哪一个不是在开场前五分钟内，就要给观众吃个刺激肾上腺素的药丸？”也就是说：

一流小说对人物和故事复杂性的呈现，是凌驾于以视听语言为载体的影视作品之上的；

三流小说更擅长高强度的故事情节，而疏于对人物的摹刻，这给影视改编留足了空间。

不过这些并不是六姨太在意的东西。

对六姨太而言，“文学跟电影根本就是两回事，不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。”她更在意的是如何更好地把小说转换成剧本：“你知道什么书改编做的好吗？就是那种作者很为编剧着想的书。”

这并不是说，作者愿意提供思路和方向、很配合编剧工作的那种着想，而是有些作者“太有画面意识，太会讲台词了，就是对话非常口语化、语言描述也很偏日常——就是文学气息不浓厚，动作和场景描写相对比较弱，编剧一看，脑子里立马就有画面了，那你把它落实到剧本上，就会很轻松。”

这其实是个“你怎么把平面的、纸上的内容，立体地表现出来”的问题。它涉及的细节是如何呈现场景、环境和状态，通俗来讲就是“场面调度，这很不好改、很费劲。”

“我觉得剧本改编最难做的工作，就是场面调度。”因为有些人物和故事，可以直接放在同一个场景里去解决，“但原著往往写的很费周折，甚至还要转场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直接不转了，想办法放一个场景里去。”但这个时候又会衍生出其他问题，比如怎样才能逻辑自洽？怎样才能把作者的书面语言，改得更口语化？怎样才能丝滑顺畅地进行转场？怎样才能兼顾原著粉的感受？

相比于这些实操层面怎样才能可行的细节，身为编剧的六姨太，对诸如制作人、出品方、制作周期、版权到期等问题，已经不是那么关心了——大约是因为即便关心了，身为编剧的人也无能为力吧。

“别说是编剧很多时候无能为力，一旦开始立项、资本进入、创作开始，就连制片人、导演也会慢慢变得无能为力。”谈及资本介入的影响到底有多大，Joce觉着很难条分缕析地分清楚，到底是谁决定了文学的影视化改编。

“它更像一场所有人与所有人的角力。就大家陷入一个彼此对抗又互相依靠的磁场里，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而且任何人的想法，都可能或大或小地，对项目最终的样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。”在Joce看来，一味地把改编失败的责任推给资本方，甚至以某些阴谋论去猜测资本方，“挺伤我们这些从业人员的心。要知道，没有人想做一个烂项目。”

“其实不能只探讨文学和影视作为媒介类型的不同”，Joce在采访结束的时候补充道：“还得考虑电影和电视剧作为媒介类型的不同。”

对此淹然也有感触，因为电影和电视剧的时长很不一样：“看一场电影2个小时，读一本小说要好几天，看电视剧也需要好几天。把长度容量很大的小说，装进一场2个小时的电影里，很显然没有装进需要几天才能看完的电视剧里来得方便。”

就像张艺谋的《悬崖之上》、王全安的《白鹿原》，这两部电影的口碑，很明显比不过张嘉译做艺术总监时，改编的电视剧《悬崖》和《白鹿原》——后者占据了时长优势，因而在文本可提供的信息量上，也占据着足够优势。

《白鹿原》

相对来说，谁拥有的时间长，谁就更又可能把故事讲得生动深刻、深入人心。

对谁更容易改编成功来说，这又是电视剧的先天优势，也是电影难以企及的。

*感谢文中受访者。

**根据受访者要求，文中均为化名。

E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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